民盟五教授《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被批判的始末

1957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公开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为了解决当时科研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曾昭抡和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五人经过调查和座谈，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写了一份《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报告。

《光明日报》在1957年6月9日发表了这份报告，并加了“互相监督，开拓新路”的短评，予以推荐和称赞。“短评”认为这表明“民主党派在参与国事，代表其成员的正当利益、合理要求以及体现相互监督作用等方面，丰富了新内容，开拓了新道路。”

然而,风云突变,反右派斗争拉开序幕,并且迅速扩大化,这个文件和民盟中央的《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一下子成了所谓"章(伯钧)罗(隆基)同盟"的"纲领性文件"（事实上，这两篇文章根本不是章、罗二人写的，只是为了整他们才安在他们的头上）,沉冤23年,直到1980年初夏,才得以平反。

最早来批判的是郭沫若，他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作大会发言，题目就是《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　郭沫若的发言最后总结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文件，而是章伯钧等右派分子企图夺取国家领导权，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领导权的阴谋的一部分。”最后，他代表中国科学家们宣誓： 要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7月6日《人民日报》）

后来，参与起草《意见》的五人中，曾昭抡和钱伟长二人被划了右派分子。另外三人联名在6月26日《光明日报》 上发表检讨《我们也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一次》。承认自己政治警惕性不够，也为自已作了点解释，说是他们因事因病没有完全参加会议，特别是最后由不在五人小组之内的费孝通修改过的文件没有征求大家的意见就送走了。

《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究竟写了什么呢？ 它主要分为5个部分:

 一是关于"保护科学家"的问题。认为“……必须采取具体措施保证科学家，特别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学家有充分条件从事科学工作”，“要协助他们妥善地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使他们真正能够坐下来，好好安心工作。”　这里的“保护”，指的不过是指保证科学家的工作条件而已，却被批判为诬蔑国家迫害科学工作者。“离间科学家同党的关系”。

 二是关于研究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问题。针对本位主义和发展过快、兵多将少的情况,这意见书说，“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有领导地进行，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这对加强科学研究的领导有积极的作用。……至于学术领导和科学研究的‘火车头’，我们认为应该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形成，不要主观地先行规定谁是领导、谁是‘火车头’。”又说，“科学研究工作除少数必须集中外，应尽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学家在那里，研究工作就放在那里。”

郭沫若批判说，这就是“反对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科学工作，反对对科学工作的统一领导，其结果就是要使我国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科学事业，就是要使我国科学工作长期停留在落后的状态。”这前提和这结论之间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郭沫若没有说。

  三是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批评了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对旧社会科学的不正确认识,以及把政策措施、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的情况。提出了：“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不要以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某些学科解放后竟被废除”。“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人很多转业了。”“过去许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就被取消了。”他们建议，“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是取消。因此应当恢复的应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这个建议被批判为“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批判者认为“右派分子企图用‘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办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声称“所谓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人类历史和社会现象的研究，真正成为科学，是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里才开始”。

 四是关于科学研究的领导问题。建议发挥科联和各专门学会的作用,学术领导和科学研究的领导应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形成。意见书中有这样一句：“除少数例外，有领导科学研究能力的科学家，尽可能不担任行政工作，特别是六十岁以上的老科学家，急需传授后代。更应如此。”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王葆仁把这一项原则性的建议具体到人。他批判说，科学院的院长、副院长除了张劲夫副院长以外，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六十岁以上的院长、副院长下台，让六十岁以下的曾昭抡、钱伟长上台。张副院长不满六十岁也还是要下台，因为曾昭抡还有另一条著名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7月23日《人民日报》）

 五是关于培养新生力量问题。认为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应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一视同仁,尊重科学家选择培养对象的权利等。意见书说，“过去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地强调政治条件的偏向，我们认为今后应当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应当平等地看待。”主张的只是业务与政治并重，而且一视同仁的仅限于人民内部，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当然不包括在内，应该说是下笔时很有分寸感的。还是被批为“企图以资产阶级虚伪的‘平等’观，在青年中进行挑拨和煽动，指望造成一部分青年对党和政府不满。”资产阶级虚伪的平等观当然不行，那“无产阶级真实的平等观”又怎么说呢？

6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华罗庚的题为《几点平常的道理》的“检讨”，他说：自己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提意见的；不晓得知无不言本身有个界线问题，等等。6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华罗庚与千家驹、童第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联合发言，认为《意见》中在关于重视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强调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保护科学家等意见，都不符合事实。7月14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华罗庚的《我愿以这件事作为教训》为题的“检查”，对不赞成“外行领导内行”的观点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党能够领导科学，能够领导教育，能够领导知识分子。”（诬蔑党是外行？）

此后，批判《意见》成为知识界的重头戏。7月中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首都召开了有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的座谈会，名曰“座谈会”，实为批判会、声讨会。会议历时五天，批判《意见》。中国科学院主要负责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文章，文章认为“民盟中央科学规划临时小组的‘几点意见’，实际上就是一个在科学工作方面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是“右派分子企图夺取国家领导权，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领导权的阴谋的一部分”。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 全国委员会从7月17日开始，连续开了四天扩大会议。批判民盟提出的这个意见书是会议的重要内容。据报纸报道说，曾昭抡、钱伟长向到会科学家作了交代，“他们在交代中表示愿意向人民低头认罪，并将向组织彻底交代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罪行只重复了报纸上已经揭露过的一些内容。科学家们对曾、钱今天的交代表示愤慨，严正地要求他们作彻底交代，不要自绝于人民。”

此后又有大大小小的批判会，直到1980年,才,宣布所谓"章罗联盟"在组织上并不存在;《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也得到了平反,并认为这两个文件的出发点和内容都是可取的,不是所谓"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

然而，虽然得到了平反，《意见》中的五点问题，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呢？